文/王文 侯莹 许翔

山东省枣庄市西王庄镇一家民营化工企业实验室内，两名硕士研究生在研发化工产品。吉喆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优化产学研合作环境，促进技术创新和先进知识转化为高质量的实际应用，对于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了多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相关改革措施，涉及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概念验证、中试平台、产学研合作、技术经理人、赋权改革等多方面，同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近年来，政府、高校、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共同发力，积极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2021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启动首批20所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工作。2024年9月，教育部、江苏省共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范式。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需探索有效方法，持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积极推动高校产学研合作新生态的建设与优化。

聚焦创新源头，建立中国高校商业化验证体系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还面临着科技成果成熟度不高、“不好转”的问题。从创新源头来看，对创新概念、基础研究成果缺乏有组织的、重点明晰的转化验证，影响着我国高校与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对产业支撑作用的发挥。

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是深化科技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技术成熟度目前按国际惯例分为1—9级，高校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目前集中在7级之前且呈低成熟度分布。随着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投资机构开始调整其投资策略，逐渐关注这些技术成熟度较低但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和增长空间的科技成果。但这些存量巨大的低成熟度成果大都有边界条件不清晰甚至初始条件缺失等风险，而投资机构对这类早期科技成果不具备大规模遴选能力，因而投资意愿不高。这就给科技成果的产出方提出了新的命题，即加强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

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的破题关键。概念验证能通过初始概念验证、实验室项目验证、中试和熟化验证、市场化公司验证4个阶段，^[1]将研究人员的创意或成果转化为可初步彰显其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雏形，并对那些不具备商业开发前景的设想加以淘汰，从而降低预期风险、判别技术可行度、提高成果价值、吸引市场投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鉴于科技成果需要逐级熟化，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应聚焦于基数较大的1—3级成果，使其逐渐具备相应的投资价值并能激发创投基金的投资热情。目前，通过概念验证手段推动1—3级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模式已在西方各国大规模推广且成效显著，有效弥补了高校研发成果与可市场化成果之间的空白。我国也广泛开展了大量基于市场需求和资本驱动的高校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创新示范。近年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科技部、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均提出要开展概念验证工作。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等10余座城市发布了与概念验证相关的政策文件，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也率先开始探索建设概念验证中心，高校对创新概念的可行性和转化风险等的验证意识与能力逐渐提升。

打造基于概念验证的中国高校成果商业化验证体系，打开成果转化创新的新局面。对照发达国家“科技创新—金融资本—产业承载”的健全链条，我国目前主要面临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大量1—3级科技成果不具备转化条件；二是科技金融、产教融合机制尚不健全，故不能照搬国外的概念验证中心模式，而应该通过深度分析国际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充分理解概念验证底层逻辑，进一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成果转化模型，打造中国高校成果商业化验证体系。以2018年西安交通大学建立的全国高校首个概念验证中心为例，第一阶段效仿国外概念验证中心模式，探索发挥政府引导资金和政策性科创基金作用。第二阶段建立中国高校成果商业化验证“2+4模型”，“2”是指高水平研究员、高门槛新技术两项科技成果的初始条件，“4”是指商业认知、应用场景、产品迭代和团队合作4项科技成果的边界条件，以此对高校科技成果进行标准化、批量化的专业化遴选和商业化验证。第三阶段基于线下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探索“线上概念验证新模式”，引入区块链技术加以溯源，建成了全球首个概念验证线上平台，为科学家创业团队赋能，以较低风险和成本兼顾转化效率，帮助科技成果基于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实现最小可行性产品的商业化验证，进一步提高验证效率。第四阶段建立“分布式概念验证系统”，充分利用高校现有实验室、工程中心硬件设施基础和设备共享平台，建立软硬环境相结合的分布式验证系统，同时完善验证体系的投入产出商业化闭环，将有限的政府公共投入的市场作用最大化发挥。

聚焦科技金融缺失环节，打造早期创投生态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围绕“紧扣发展、深化改革、强化激励、扩大开放”的基本原则，构建符合我国高校的早期创业投资生态，是促进“四链”深度融合、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多方面融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技术可交易性差，导致投资者“不敢投”。高校早期科技成果存量规模大且开展成果转化前缺乏系统梳理，成果好坏都在“一个篮子里”，容易造成资源的占用、滥用。加之技术信息不透明、交易过程不公开，导致技术在合作洽谈环节会反复经历尽职调查过程，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二是融资渠道较少，导致投资者“不愿投”。从融资角度来讲，虽然国家不断引导要“投早、投小、投硬”，各方投资机构在思想上达成了共识，但在行动上依旧谨慎保守，对早期科技成果的包容性和友好性差。此外，从实际对接的金融机构情况来看，仅有一些政府科创基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会关注早期科技成果，但保持观望态度者居多，能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的资本少之又少。从债权融资角度讲，目前银行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产品，对初创企业的现金流、净资产等均有明确要求，可贷款额度与企业实力正相关，对于一些创业初期的科研人员来说也不是很友好。

为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催化科技、人才资源转化为实际应用成果，政府、高校、企业、投资机构等多方主体应相互协作、共同发力，搭建一个适合高校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投生态。政府通过战略引导、框架指导、政策扶持等方式，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和全面支撑保障作用。高校作为创新端，通过平台开展概念验证，将早期科技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投资项目，并通过做强创新驱动，激活资本投入，积极推动创新项目的商业化进程；与孵化器、产业园区深度结合，共建集“众创—转化—孵化—加速—产业化”功能于一体的科创项目培育模式。企业作为产业端，通过需求牵引创新变革，激发资本活力；投资机构作为资本端投资加速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做大做强。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则在多方协作中发挥集聚优势资源的作用，协调政府基金、社会资本和创投联盟等资源，打造科技金融矩阵，为科创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助力项目从初创阶段走向成熟。

聚焦产业赋能提升环节，打造技术转移网络

当前技术转移工作依然面临区域间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供需对接不畅等问题。坚持市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核心，构建高效协同的技术转移网络，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流通，是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的基石。

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是实现产业赋能提升的前提。无论是科技成果转化还是产学研合作都无法脱离市场独立开展。充分了解和掌握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有助于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于高校来说，亦能够引导专家教授有组织地开展科研活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联合包头、中卫、宁波、日照、清远等地科技主管部门开展“科技体检”专项活动，通过主动上门梳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需求与难题，为企业导入相关资源，精准识别产业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在为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的同时也可促成开展相应研究的高校与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强化校企科研合作。

因地制宜开展科技服务是实现产业赋能提升的保障。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同一地区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在发展重点和支持政策上也明显不同。因此，开展科技服务切忌“照本宣科”“拿来主义”，而是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尊重不同地区科技需求、技术应用和发展方向的多样性，在充分了解当地发展的基础上提供符合区域特色的、极具针对性的服务方案。为此，技术转移机构还需将服务触手下沉至全国各地市，通过设立1个地市分中心、N个区县工作站、提供X项专业服务的形式，建立起包含“市级技术转移中心+区县工作站+龙头企业工作站+领军企业创新联合体+飞地孵化器+成果转化基金”的立体联动地方产业赋能平台。通过平台将服务范围横向拓展、内涵纵向延伸，将科研团队创新活力与市场应用前景有效对接，深入开展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

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流通是实现产业赋能提升的重要支撑。不同地区之间产业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等往往发展不均衡，地理界限和行政隶属的约束限制着区域各要素自由流通。因此，建设技术转移核心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经济体量偏小、产业支撑不强、转型困境明显的地区来说，亟须打破创新资源区域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强技术转移节点建设，打造区域间协同网络，在促进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跨区域交换，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应当持续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与地方共建“双飞地”孵化器，在高校设立“地方政府飞地孵化器”，在地方设立“高校离岸孵化器”，探索实践“飞地创新、离岸孵化、回迁发展”的创新要素流通新模式。

聚焦人才队伍保障，搭建“三位一体”的技术转移转化队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技术经理人等技术转移转化人才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多个环节中发挥着纽带作用。为了较好地解决高校科技成果“不会转”的问题，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还需要进行更加标准、规范、专业的建设。

加强技术转移转化人才筛选的精细度和培养力度。技术转移转化的核心在于技术的有效传递和应用。这要求技术经理人必须具备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准确理解技术原理、掌握技术细节，并有能力解决技术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除了技术能力外，技术经理人还需要具备市场洞察力、商业谈判技巧、项目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这就造成技术经理人的培养工作存在门槛高和周期长的特性。加之当前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激励机制不完善，难以真正留住高水平人才。因此，要想成功打造一支专职、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面临诸多挑战，还需通过“人才画像”选人、“赛马模式”用人、“事业+待遇”模式留人等手段，加强技术转移转化人才筛选的精细度和培养力度。

加强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据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截至2023年底，高校院所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员近1.79万名。技术转移工作涉及知识面广且应用性强，目前多数技术转移从业人员将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经纪人工作，仅停留在促销、洽谈等浅层次阶段，而对于深入洽谈、签订合同、合同实施及项目建设等深层次工作却缺乏专业能力、难以深度参与。加之当前技术转移转化人才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培养体系尚不健全，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呈现多而不优的特征。如果技术转移转化工作者缺乏专业评价能力，无法高效判断成果能否转、怎么转，往往采取高频次的对接来谋取成功概率，不仅影响转化效率，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也消耗着企业和科研机构对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的信任。为加强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可通过分类培养的方式，化繁为简。一是立足科技成果转孵化全链条，培养技术经理类技术转移转化人才，专职服务于高校科研团队和创投机构，提供“挖掘—培育—推介”精细化服务；二是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提升，培养产业经理类技术转移人才，专职服务于地方政府及科技型企业，提供“关键技术攻关+共性技术研发+前瞻技术布局”多元化专业服务；三是聚焦科技型企业孵化，培养投资经理类技术转移转化人才，提供“项目梳理—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导入”个性化服务。通过组建职能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队伍，为产学研合作新生态建设起到支撑保障作用。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和众多参与主体。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业性极强，成熟度等级不同的项目，所需要素大相径庭；同一成熟度等级的不同类型项目，要素匹配模式也不尽相同；不同类型产业需求要素相去甚远，不同层次产业需求要素匹配模式也迥然不同。因此，要坚持“按需匹配”“对症下药”，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坚持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深化理解、精准施策，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度融合，方能破解产学研合作知易行难的困境。

参考文献：[1]许强，分阶段体系化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牛鼻子”[J].中国软科学，2024（3）.